音乐与风景

1962年9月，我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（今首都师范大学）中文系做教师。那时那里的校长是杨伯箴，他曾是团市委书记，地下时他是中学委负责人，我们早有相识。用一个略感厚颜的话来说，“他是了解我的。”我是无法再在团市委待下去了才到他那里去的，但我自己没上过大学，却可到高校里执教，这又使我有些微的得意。我给以研究鲁迅为专业的现代文学史教授（当时只是讲师）王景山做助教，王先生很文雅，政治上也很正面，他本是党员，反“右”中丢掉了党籍，但没有帽子。

开始，一切顺利，我与不少同学谈得来，他们当中后来有管过《小说选刊》的冯立三，成为大型文学期刊《当代》的负责人之一的汪兆骞。做过《文艺报》编辑部负责人之一的何孔周等。我与他们一起去香山春游，我重新尝到了学生生活的快乐。我给学生上过一次辅导课，讲鲁迅作品的语言，受到他们的欢迎。

1960年我与芳又添一子王石，山呀石呀的命名都与我正在山区劳动有关。1962年后，至少是我的小家成员聚在了一起。

1963年初，学校给我解决了一间宿舍，是租的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的楼房。不久又调整到一楼的一处两间打开的大屋子，而且是花砖地。房屋向阳，而此前我们住的是南房。向阳房舍，阳光灿烂，使我们大为兴奋。我唱起了那个年代流行的古巴歌曲：

美丽的哈瓦那，

那就是我的家，

明媚的阳光照新屋，

窗前开红花。

1959年8月，王蒙用旧“卓乐基”苏制相机拍了一张崔瑞芳抱着孩子的照片，取名“社员都是向阳花”。

那个时候能够使我心情解脱的只有两样，一个是音乐，一个是风景。

有时候我突然大唱一阵青年时代所喜爱的歌曲，更多的情况下是听唱片听广播。我购买了最畅销的《世界名歌二百首》，我感谢这本简谱歌本帮助许多人度过了那个禁忌多端、精神生活也陷于饥饿的年代。

我从小对自己的童年不满意，又受父亲的儿童教育畅想的影响，我相信假日就是儿童的节日，我拼命带他们去动物园、颐和园、香山、西山八大处和北海公园。我培养他们坐在茶座上嗑瓜子的习惯，认为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

我曾经与弟弟一起骑自行车逛西山八大处，来回骑了 50公里。还有一次我从父亲居住的中关村步行到卧佛寺，太远了，累得不行。幸亏碰到团市委书记张大中与市委宣传部长杨述，他们的车把我们带到了中关村。

紫竹院离我们的住处不远，我们在雨中游玩过，还在活鱼食堂吃过鱼，味道好极了。

早在1957年我买了一台旧的“卓乐基”苏制相机，300元，相当于很多人的半年工资。我们这个期间也能自己照相了。芳有一张抱着孩子，在穿过树冠的散落的阳光照耀下留的影，神态极其光明，我给它命名为“社员都是向阳花”——这是一首歌唱人民公社、歌唱三面红旗的歌曲。